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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来看病的时候正赶上五一,回东北的火车票根本买不到,我劝舅舅干脆等几天再回去拿切片和病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还不带着舅妈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走走。
舅舅说:“小羽别开玩笑了,你舅妈刚开完刀,哪儿能旅游啊!再说了,也没那个心思。没生病的时候,多想来北京玩玩,紫禁城北海颐和园都是我们这辈人心之向往的地方啊。”
我说:“舅舅,这个您就得听我的了,舅妈手术后都一个多月了,早就能下地了,只要别太累,基本的生活早该自理了,出去走走散散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不了走累了歇一会儿呗,快出去透透气吧。”
临出门的时候舅舅一个人送我。我说:“舅妈卵巢切了以后相当于提前进了更年期,身体和情绪上都会有很多不舒服不稳定的地方,您要学会理解,更加关爱她,多和她聊天,到外面走走分散一下注意力,有好处的。等病理会诊完了再说看病的事儿,现在整天犯愁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么年轻的人哪儿那么多癌症啊,您别光往坏的地方想。”
两周后,梅花给我打电话说:“哥们儿,你和我舅说的那几句话还真管用,他们两口子情绪好多了,我舅妈有空还替我去幼儿园接孩子呢。两人也把北京的名胜古迹走个差不多了,我舅把切片也带回来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你把切片送我家里来吧,病理会诊的事儿我就全权代办了,等出了结果再让舅妈看一次我们老板的专家门诊,弄清楚下一步怎么办就齐活了。我们协和你还不知道,全国人民蜂拥而至的地方,没病的都能挤出病来,而且从来不分年节和冬夏,没有淡季和旺季。病理科在老楼,好几层呢,每一层都是干不同事用的,跟迷宫似的,要是误入常年都诡异阴湿的大体标本室可能会吓个好歹的。别说你舅舅了,我刚来的时候一进去就转向,快别让他一个人去了,还不够我替他操心的呢。”
梅花不无喜悦地说:“我还真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关键时候总能派上用场,这么多年来你动不动就损我没有医学常识的那些话我就既往不咎了啊,咱俩来日方长。”
我鼻子一哼:“什么来日方长?以后再有这类事情,要不是你亲三舅、亲二姨少来找我,我这是替你尽孝呢,你知不知道?我要是不指点你的迷津,排队你都找不着队尾巴,扛着猪头你都找不到庙门,瞎耽误工夫还干着急,连请几天假你们老板就得给你白眼,你欠我的呀我都给你攒着呢。”
不一会儿,梅花送来了病理切片和蜡块,还拎了舅舅从东北带回来的一小袋大米,一纸箱子鸡蛋。她指着纸箱子对我说:“真正的柴鸡蛋,我舅舅带给我那箱我妈已经拆开了,每个鸡蛋都不一般大,红皮白皮的什么颜色都有,好多还沾着鸡屎呢,纯天然绿色无污染,每只母鸡都是我姥姥亲自用高粱和小米喂出来的,你可别吃白瞎了。”
纸箱子里,每个鸡蛋都用报纸包裹着,一个挨一个码得整整齐齐,这是天底下最让人感动和温暖的礼物了。
吃着每一粒米都泛着油光和香气的黑龙江五常大米焖出的大米饭,我心满意足地给发小发了条短信:“东北大米,好7好7,谢谢咱舅。”发小马上回短信:“好7你就多7点儿,还有,我丫爱你丫。”笑死我了,北京人都是拿“丫”骂人的,还没见过拿“丫”称呼自己的。
朋友对于整天在协和忙碌并且时时处于重压之下的我来说,是坚持下去和保持淡定必不可少的一剂良药。
很多医学大家站在领奖台上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都说是凭着救死扶伤的理想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工作,我觉得多半是胡扯,很多人成名成家后就再也说不出接地气的话了,他们已经习惯言不由衷,或者一张嘴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套话,这种话说给普通人听要么人家不信,要么根本不往心里去,说给尚未入行的莘莘学子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我就胸无大志,将来也不想成名成家成院士,但我是个好大夫,也立志做一个越来越好的大夫。至爱亲朋是我把每件小事做好的最大动力。我追求清新的思路、善良的心地,还有宁静的心灵,为人生快乐、身心自由、养家糊口的同时献身于让自己心灵满足的工作。
小时候,我语文数学都考一百分是为了让我妈高兴,我要做个让她骄傲和抬得起头来的好孩子。进了协和以后,我做了一年全科轮转的实习医生,面对各路高手,我根本谈不上优秀,只能算是比较踏实、只知道傻乎乎干活的平庸之辈,但是妇产科的大当家郎景和主任却在诸多竞争者中选了我这个唯一的本科生进入妇产科当住院医师,我认认真真地管好每一个病人,写好每一份病历,为的就是不辜负他老人家当年的信任、看重和给予的机会。
我穿上白大褂第一天开始独立看门诊的时候,甚至还不能灵巧使用妇产科最基本的阴道窥具时,就有老年病人坐在我的对面,面对一个黄嘴丫儿还没褪尽的小姑娘医生,那么真诚并且无比信任地告诉我她的难言之隐;或者平时在商场官场多么叱咤风云的凌厉干将在我面前放下身价,告诉我那些独属于女性私密处的困扰;还有那些老实本分的外地病人,把一本本历经风雨周折倒手数次揉搓得不像样子的病历手册用沾了唾沫的手指一页一页捻开给我看,在我记录病历时,甚至帮我按着纸角,怕被风吹乱了。每当看到她们无助和求助的眼神,我都会告诉自己,一个人这么信得过你,她把健康交给了你,把生命交给了你,把女性最无法向外人诉说的私密事情告诉你,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能做些什么就为病人做些什么吧,能给病人提供什么方便就提供什么方便吧。
做住院总的时候,病房的教授,我的老板,我的博导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中心。医院里动不动就拉横幅写标语提口号,什么“以病人为中心”,要我说管理者就应该“以临床大夫为中心”,别临床大夫给病人开个化验单,一预约就把病人支到两礼拜之后去了,一竿子支到3000年就不用看病直接作古了;别临床大夫手术台上吃不到中饭,下了手术台食堂都关门了或者只剩残羹冷炙,医生饿着肚子都不下台,厨子凭什么不能轮流值班?别临床大夫申请出国开会或者短期进修交流的时候,好不容易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抽身片刻,结果到了出国管理办公室遇到的马脸比签证的外交官还傲慢和难看。“以病人为中心”那还用强调吗?管理者把大夫伺候舒坦了,大夫自然好好看病,自然以病人为中心。
读博士做课题的时候,我整日埋头在协和老楼实验室里,不知寒暑地养细胞、喂小白鼠踏踏实实做实验,认认真真写论文,就是为了不给我的博士生导师丢脸。我的博导属于年少有为、意气风发、年纪轻轻就破格提拔的人才,当年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虽然他不说,但是我知道他也面临很多瓶颈问题,英才有英才的烦恼,很多同年资甚至老资格的教授并不是特别服气,还有人当着我的面指责我老板的不是,我因身轻言微,无法直面抗衡这些并不中肯的流言蜚语,只能暗中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起码不给我的老板脸上抹黑,不让我的老板操心,不让别人觉得他的研究生烂泥扶不上墙而影响对他的看法。
谈理想谈道德总是很空泛,就为伴我一生的亲人,宽容纵容我的爱人,生命转折处总能拉我一把的贵人,对自己言传身教的能人,还有那些生活中总会出现、让人不愉快的但也时时提醒自己小心谨慎、尽量不要授人以柄的小人,都让我觉得自己要是不好好当大夫活得像个人似的,得多让他们失望。我为爱活着,为爱工作,而且是一个需要很多爱才能活下去的小女子,这导致大志常说:“这世间唯细胞和女人难养也。”
拿到病理切片那天是礼拜天,我查了一下协和病理科分管院外会诊的教授轮值表。
郭教授是协和医院对妇产科病理研究最多最透的,对于我们妇产科的疑难杂症,尤其是最容易引起争议至少有100多种以上病理诊断名词,包括上皮性肿瘤、生殖细胞肿瘤、卵巢性索间质肿瘤、脂质细胞瘤、性腺母细胞瘤、非卵巢特异性软组织肿瘤、未分类肿瘤、转移性肿瘤以及瘤样病变等等大类,每一大类还分无数小类,每个小类还有多种分型的五花八门的卵巢肿瘤家族,她最权威。
病理医生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是站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他们不为大多数患者所知,却肩负着指导一个病人治疗方向的大使命,他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显微镜前面,注视着显微镜下不足1mm2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所见病例的经验、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检测手段,对疾病的本质做出判断。病理诊断工作虽然没有手术台上惊心动魄,但它需要海量的知识信息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应该说病理医生的成长过程毫不逊色于外科医生,也是漫长而艰苦的。据说一个合格并能胜任一般常规诊断的病理医生起码要训练五年,每年要看至少5000例病理切片,这是一项沉重的、寂寞的,甚至需要苦行僧一般的修行才能让自己坐在显微镜前完成的训练。郭教授之所以成为妇产肿瘤医生集体信赖的病理医生是有原因的,一是得益于她早年曾在国外著名病理学专家旗下工作和学习过,二是她本人长期专注于妇科肿瘤病理学的研究,三是善于交流和沟通,很多病理医生只是坐在显微镜前工作,从来不和临床医生沟通,郭教授定期参加妇科肿瘤专业组的看片会和月报会,和很多妇科手术大刀都是好朋友。
病理科的主任是个全才,无论是血液病、肝胆胰腺肿瘤还是妇科肿瘤都看得不错,人家的名字取得也好,就叫全才。行政大主任永远是一个科室里最忙的人,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最难找到的人,我从这个礼拜的会诊表上也没看到他的名字,可能是出国开会了或者在忙别的什么。
另一位是中国病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刘院士,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宝刀未老,每周会抽一定时间进行全国疑难病症的病理会诊。再怎么有争议的病理标本拿到刘院士的显微镜下,得到的都将是定锤之音。她是图书馆、病案室、老教授这“协和三宝”中最为瑰丽的一宝。
全才主任不在家,郭教授是星期五会诊,刘老是星期四会诊,都让人觉得等不及。片子必须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看,最好两个人都看而且得出的意见一致,才是当今中国最可信的病理诊断。
星期一早晨查完房,我就带着切片和蜡块去病理科找方崖,他是和我同一年进协和实习的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到病理科,是个非常爱较真甚至有些苛刻的男生,做事古板不懂变通,时常让别的医生吃闭门羹,但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听我的话,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哥们儿。虽然他还是主治大夫,但是小鬼办大事,把片子交给他,再通过他找上级医生会诊就容易多了。
我总是逗他,说你干病理科这个工作最合适,玩的是一锤定音。那群内科大夫大查房的时候,总是关于病因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谁也不知道最终谁是对的,谁也说不上到底是谁下的药治好了病人,就是一部悬疑推理片。我们外科大夫手术前也是争来争去、面红耳赤的,其实都是瞎讨论,瘤子切下来是个啥东西都得听你的,你说是啥就是啥,谁都没法跟你病理大夫争高下。
方崖很少说话,他的眼睛里都是HE染色后病理切片中细胞质的粉紫,细胞核的湛蓝,写出来的文字都是非黑即白,从不含混,也含混不得。
我把病理切片交给方崖说:“你先帮我看个大概,有可能的话拿给郭大夫或者刘院士过过目掌个眼,病人是我发小的亲舅妈,全家人都等着这病理报告决定下一步咋办呢,拜托了。”
快下班的时候,方崖给我打电话,说结果出来了,让我过去一趟。我问:“结果怎么样?你快告诉我。”“你过来再说吧。”方崖总是多一句话都没有。
“张羽,病理切片我看了,郭教授和刘老也都看过,我们三个人的结论是一致的,没有争议,这就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根本不是恶性的平滑肌肉瘤。”
我连呼:“我的老天爷上帝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啊,竟然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当地医院误诊了?冰冻错了,石蜡也错了?”
“对,冰冻是一种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但是没有高收益的活计,是极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玩意儿,病理大夫每天把眼睛瞅成斗鸡眼儿,也只能保证冰冻报告95%的准确率。你们这些临床大夫和病人都觉得我们报对是应该的,要是报错了这5%,都觉得病理大夫罪不可恕吧?”
“这些我作为医生的都能理解,可病人不理解啊,就因为这么几个字的差别,人家的子宫和卵巢都切了,没了月经,没了生育能力,还提前进了更年期,够可怜的吧?这事儿怎么说呢,方崖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倒霉啊?难道是天意?”
方崖不理我的大呼小叫,接着向我讲学术问题:“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一眼看上去就是很像肉瘤,四十到五十岁年龄段有子宫肌瘤并且有症状的女性病人中,特别容易发生子宫肉瘤。术前诊断为良性,手术中发现为恶性肿瘤的几率是0.23%,也有报道0.49%的。你要是熟悉平滑肌肉瘤的病理学特征,就会理解确诊真正的肉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了,尤其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第一眼看上去甚至和肉瘤完全一样,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肌瘤没有大量的有丝分裂相。还有就是手术中的肿瘤的外观特别重要,肉瘤一般发生在巨大肌瘤的内部,血液供应很差,不像一般的肌瘤那般坚硬,用手术刀的刀背刮组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软,并且非常容易出血,形象地说有点像生猪排。”
“这些当地的病理大夫应该懂啊,怎么就报错了呢?”
“这不怪当地的病理医生,我们整个病理学界对于子宫平滑肌肉瘤的诊断标准还没统一呢,有的病理学家主张依靠有丝分裂相做客观指标,如果十个高倍视野中发现十个以上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恶性,如果少于五个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良性,五到十个之间的定义为有潜在恶性可能的平滑肌瘤。我说的这个标准也只是大多数病理医生接受,还有一些病理学家认为有丝分裂相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宁愿选择细胞核染色过度、细胞核异型性、巨大细胞及其他形状怪异的细胞,以及凝固性坏死来做诊断。甚至,还有病理学家提出,病理学诊断并不可靠,只有肌瘤发生转移或者不断复发才提示恶性的可能。”
“唉,病人和临床大夫要的都是非黑即白,今儿我算知道了,其实你们这些大判官的笔也是游移不定的,原来这些重要问题在你们判官那里关于善恶忠奸还没有统一标准呢,甚至还弄出什么潜在恶性可能这样暧昧的字眼,唉,你说科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本来就不是万能的,金标准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只是尽量接近真理罢了。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更何况我们一个大夫、一个协和医院病理科。浩瀚星河中的这一瞬间,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的,诊断的金标准无非是目前这个时段全体病理科医生的一点共识罢了,我们永远围绕在科学和客观的周围,想要完全重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是啊,病人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就拿良性的平滑肌瘤来说吧,有的良性肌瘤野草一样地疯长,切了还长反复复发,有的却是几十年没有变化,稳稳当当地跟着主人一起入土为安了。恶性肿瘤也并非全恶的不行,有的手术后多少年不复发,有的这边切着、打着化疗、做着放疗,那边一照片子,瘤子又鼓出来了。”
方崖摘下眼睛,朝镜片上使劲哈了一口气,一边撩起白大衣的一角擦镜片一边说:“是啊,疾病的面目千差万别,有绝对的良性,也有绝对的恶性,还有很多中间性质的,谁也不知道它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没法预测,也没法改变。而当这些千差万别落实在病理医生的笔下,我们就必须通过客观标准的界定将它们分成良恶性,要知道,标准永远是针对大多数的,难免有个别特殊病例会被硬性划分为良性或者恶性,客观上,误判永远存在。”
“你说这些我懂,可是病人不见得理解啊,就算临床大夫懂,都不见得会愿意理解吧?要是打起官司来,一准儿把屎盆子往你们病理大夫头上扣,都赖你们病理报错了,我们的手术刀才跑偏,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
“说得对,所以,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别说冰冻病理5%的误差率,就是石蜡病理也有1%的误差率,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甚至你们临床大夫都不允许。”方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的四角还有很多长年积攒的迸溅性污点,也许是他从标本桶忍着刺眼呛鼻不免掉眼泪流鼻涕捞出各色肿瘤准备做大体诊断时迸溅的福尔马林,也许是制作冰冻切片时迸溅的组织液,或者是在免疫组化[3]染色时一遍一遍将切片架子在各个不同流程的桶里捞出放下时溅出的各类染色液、固定液、洗脱液。
镜片的中央被擦得锃亮,露出他冷静、单纯又略显执拗的目光。我劝他:“方崖,你就是想得太多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你太理性,结果苦的是自己,那么多病都治不好,甚至大夫根本都不知道那些稀奇古怪的病是怎么来的,即使是常见的临床疾病误诊率还不下30%呢,但是全中国上上下下多少大夫还不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嘛,全中国那么多病理科大夫,我敢说一大半都不如你,不也是拿着判官的大毛笔白纸黑字地判着吗?就你想得多。”
方崖不说话。我又问方崖:“为了那5%,你还真不想干了怎么着?你妈这么多年白供你念书了。”
“若是迷途,何时知返都为时未晚。”
我说:“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不能指望谁都理解,老百姓也都不容易,钱都花了怎么别人都治好了,我就栽在你这个大夫手里了?你们手里这只判官笔就算好用的了,你瞧瞧我们妇产科那些武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冷兵器时代。就说做人流吧,吸管就是一根头上有孔的铁管子,子宫有前挺的还有后撅的,而且姿势形态各异,但铁管子永远是直的,我们大夫就靠一把宫颈钳子矫正子宫的位置。子宫腔里头一片黑暗,铁管子前头既没眼睛又没探照灯,我们妇科大夫做人流做刮宫那都是盲刮,相当于一个睁眼瞎子,全凭手感。子宫穿孔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二,你做一个人流没事儿,做一百个也没事儿,等做到一千个就有两个会出事儿而且是大事儿。病人甚至会因为一次几秒钟的高潮、一次意外怀孕、一个小小的人流弄到开腹手术切掉子宫的地步。简单穿孔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穿孔后医生没有意识到,带着负压的铁管子会穿过子宫进入腹腔,把大网膜和肠子通过子宫和阴道拽出来的,除了切子宫还得补肠子,要是伤的小肠还好办,当场缝上就行了,要是伤了直肠和乙状结肠,有的还得先做造瘘,造瘘懂吧?就是把肠子接到肚皮上,大便改道从肚皮排出,没有了肛门括约肌,粪汤子随时产生随时往外流,网民没事就调侃‘菊花’,殊不知这‘菊花’对人类多重要。一个月以后还得再开一次刀把肠子还纳[4]回去,悲剧吧?谁摊上谁倒霉,病人大夫都倒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是还得照样干下去吗?你们的这个1%和5%就算不错了,就让他们不允许去吧,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民众懂了最基本的医学知识,说不定就理解了。”
方崖浅笑:“我等不及了,历史车轮的大概方向是滚滚向前,但有时候也会暂时地倒退和犹疑,目前的中国医学举步维艰,甚至说就在倒退,病人不信任,医生不担当,谁都不冒险,大夫都想着宁可不给病人治病,不接手这生意,不挣这份钱,也不能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星河浩瀚,我们都太渺小了,有时候,历史晦涩的瞬间已然是我们的一生,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在这个犹疑不前甚至可以说正在倒退的车轮上。”
“你就是想得太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要做个乐观主义者,说不定很快就有改观了呢?你看改革开放才多少年,咱中国人剪了腐朽的长辫子,现在不也一样穿PRADA,挎着LV晃荡在国际舞台上了吗?别着急,民众是需要教育的,明智是需要开启的,担此重任,唯有你我。”
方崖终于被我逗乐了,说:“张羽,你是个清醒而且乐观和理智的理想主义者,我真希望你这样的好姑娘一辈子都生活在美好、不被尘世烦扰的空气里,高高兴兴地当一辈子好大夫。至于我,你就别再劝了,我决定的事情不会再变。其实别人怎么看,我并不是特别在乎,关键是我自己也不能接受那1%的误差率。医学是一门太让人敬畏的科学,我知道的越多就越敬畏。年轻的时候我特别自信,觉得整个病理科除了刘院我谁都不服,可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发现医学的奥妙和精深实在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掌控的。每次,当我靠近目镜,寻找视野,调整微距,看到那些细胞又像甲又像乙,但实际上可能是我们永远都搞不懂,甚至还不认识的丙或者丁,真的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纠结和折磨了。”
他整天看显微镜的眼镜片后面的双眼,不再对着一张张病理切片近距离地凝视,而是迷茫地遥望窗外的玉兰,九号院里的两棵玉兰是名副其实的两棵大树,江湖人称阴阳二树。靠西的一棵枝繁叶茂,靠东的一棵萎靡凋敝。中间的办公楼大门称阴阳门,踏入此间,寒气逼人,便进入了阴阳界,是非曲直皆化虚空,一切尽看机缘造化。
从方崖那里回来后,我就一直盘算,怎么办,怎么办?
不用再找我们导师决定什么化疗方案了,这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是最容易被基层医院误诊为恶性肿瘤的一种情况。根本就不用切除子宫,年轻病人只要切除瘤子本身就可以了,更不用切除卵巢,也不用切除盆腔的淋巴结,更谈不上术后化疗和放疗的事了。
我想象着告诉舅舅病理结果后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反应。
庆幸?幸亏自己来协和会诊了,否则还不知道要在求医问药这条道上摸黑走多远呢。同床共枕如花似玉的老婆在接受化疗后会变成秃头,满脸晦暗,白细胞低到没有任何抵抗力,哪怕一阵风吹来都可能导致严重感染。她可能整天戴着口罩,不敢出门,没了工作,没了收入,不再独立和自信,终日以泪洗面。癌症对于一个普通人真的是摧毁性打击。
高兴?毕竟不是恶性的,不用再考虑化疗,舅妈从此可以无牵无挂地上班了,一片阴天彻底晴朗了,而且,舅妈再不会每个月都血流成河惹得全家上下老小跟着紧张了。
愤怒?老家的医院竟然给误诊了,太缺德了,不仅手术台上的冰冻误诊,导致医生把妇产科这套东西都切了,最后的石蜡病理也误诊了,导致我们风雨漂泊数日寻求要不要化疗这件事。
担忧?老婆没了子宫、没了卵巢还是女人吗?老婆这么年轻就进入更年期了,她的健康怎么办?她会就此衰老下去吗?自己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老太婆”?我还这么年轻,还是一条精壮的汉子,这以后下半身的问题怎么解决?孩子还小,才两岁,万一碰上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怎么办?这一脑门子的事情想想都天昏地暗。
自认倒霉?天底下的事确实是无奇不有,医学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为啥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呢?接着,他会想要讨回公道,可能会去打官司告状,或者回医院找妇产科主任和院长私了,要一笔钱,弥补病理误诊导致器官切除带给他们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痕。甚至还可能会找医闹砸了医院,也许,还没等他下火车,已经有医闹的小头目等在车站了,说你把这单给我吧,公司人力资源充沛,短时间内聚集几百人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深谙闹医院的有效手段和具体流程,曾经有多个成功案例可供您具体参考。
以上是我能想象的,可能还有想象不到的。
病理是生命的判官,却也有百分之几的错误,谁又敢保证协和出的会诊诊断就百分之百地准确?即使是郭教授和刘院士都看过,已经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了,但是国际水平又如何呢?面对疾病,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相,却永远无法保证落实到每个具体病人身上的绝对准确。舅妈回去以后不做辅助治疗,也不是完全没有转移或者复发可能的,哪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种几率也是始终存在的。
我没有直接告诉舅舅病理结果,却打电话约了梅花下班后来我们医院门口的星巴克咖啡坐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从长计议一下这件事情。
我要了一杯拿铁,面对咖啡上方的奶香四溢,我好像失去了嗅觉和视觉,只有大脑在飞速运转,我要如何交代这件事,如何把持整个事态的发展?
我把病理会诊单递给发小。梅花进来先喝了一口她的拿铁,然后抿着嘴边的奶泡,眨巴着眼睛说:“什么意思?张大夫,这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组合在一起真不知道啥意思,你得给我解释啊。富于细胞……性……性……平滑肌瘤,我的妈呀,怎么还和性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没有心情调侃她了。我说:“平滑肌瘤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肌瘤。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就是大量平滑肌细胞呈现一种活跃生长的态势,是最容易被病理大夫误诊为恶性肉瘤的一种良性疾病。”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舅妈的肌瘤根本不是恶性的?”
“是的,本来不用切子宫,也不用切卵巢,更不用化疗或者放疗,这些都不用问我们主任,我就能给你答案。”
“天啊,我的白发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啊?”
我问发小:“以你对你舅舅的一贯了解,你猜猜你舅舅知道了会怎么办?”
梅花喝了一大口咖啡,想了半天说:“我估计他会打官司,我舅舅是老师,一根筋,肯定会去讨公道的,而且他一贯相信人民政府会给他一个公平正义的审判的。”
“以我这么多年做医生的经验,很多人都会去讨公道的,而且多数病人会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伤害,他们多会诉诸法律,要求巨额补偿,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狮子大开口要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梅花睁大眼睛惊奇并且不无见利忘义般地问我:“真能赔那么多钱吗?”我说:“赔你个大头鬼啊,真以为告大夫能发大财啊?”“不是都说‘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吗?’”
我敲了一下她的脑门儿,说:“那是社会丑陋现象,怎么倒成了鼓励你拿起法律武器的由头了?我告诉你,冰冻病理本来就有5%的误差率,而且手术的当时,关于是否切除子宫和卵巢,医生是咨询过你舅舅本人意见的,也和他详细交代过冰冻病理出现误差的可能性,你舅舅也是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从法律程序上讲,医生没有错误,全世界的石蜡病理都有1%的误诊率,基层医院这个差错的几率更高,主要是受当地医疗条件的限制,这不算医疗事故。在国外,只要医生不是玩忽职守,不是出于私人恩怨恶意篡改病理结果陷害病人,都不构成犯罪,更不会判医疗事故。”
梅花被我这么一说,又恢复了平静,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就是说告状也是白告?”
“一般也不会白告,中国的法院最会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和稀泥了,法院会认为医院受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在诊疗过程中有差错,给病人造成损失,象征性地赔给你舅舅一些钱,可能还不够他找律师的律师费。而且,起诉、取证、立案、医疗鉴定等等,一年半载能判下来就不错了。这期间,你舅舅要无数次地出庭,出庭前的焦虑,出庭后的烦恼,无时无刻不会影响他的情绪,日子还过不过了?学生的课还上不上了?教导主任还当不当了?明年老校长就退了,还想不想再往上走一步了?而且你没听说过吗,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打官司没那么简单。”
“我刚才也挺气愤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觉得你们医生也不好干啊。病理诊断对了的99%,也没人给他们歌功颂德,觉得那都是应该的,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嘛。但要犯了那1%的错误也够受的,老百姓即使知道医学不是万能的,可落在谁身上谁受得了啊,谁愿意拿自己身家性命去理解你们啊。幸亏高中那会儿我没你学习好,考不上医学院才没当大夫,这个职业穿着白大衣表面光鲜好像人人都求着你看病开药的,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真是太多了。唉,那大夫大人我的好姐姐你说咱舅舅的事儿怎么办呢?”
我说:“我虽然不太了解你家舅舅,但是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我觉得他挺倔的,当老师的人都特爱较真儿,你舅妈的子宫和卵巢反正都切了,赔多少钱又能咋的,反正也接不上了,没了子宫你舅妈也是女人,也能行夫妻的房事,照样过日子。但是,舅妈这么年轻就没了卵巢可不行,需要激素替代治疗,否则严重的更年期症状你舅妈根本受不了,你说的她爱出汗、爱生气、睡眠不好都和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一些无形的伤害是一时半会儿表现不出来的,例如心脏病的风险升高,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坐个屁墩儿别人都没事儿,她就有可能把胳膊肘子或者胯胯轴子摔碎了。”
“唉,我舅舅是个拧脾气,要是官司打不赢说不定还会上访呢,我的妈呀,弄到那个份儿上还过不过日子了?”
“嗯,上访这事儿我还没想到,还是你了解你舅舅。所以我才叫你来这儿,和你商量商量,这个结果怎么和你舅舅交代呢?”
发小说:“干脆就不告诉他,说虽然是恶性的,但是该切的都已经切了,不用再化疗或者放疗了,让他们两人高高兴兴打道回府,养好眼下这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不比什么都强吗?”
“咱二人是不谋而合啊。但我是外人,不好深说,只有亲人之间才能操作这种事情。”
发小说:“这个你放心,回家我跟我妈聊聊,我妈是家里老大,我姥姥一直身体不好,这么多年除了养几只老母鸡什么都不管,舅舅算是我妈管大的,长姐为母嘛,我妈要是能做这个主,就这么办了。”
她又问:“那这张病理会诊报告怎么办?我舅舅可是识文断字的高级知识分子,会百度会google的,这纸包不住火啊。”
我说:“这个容易,你完全可以说张大夫是找内部人给您看的片子,没要钱,所以也没有收据和正式报告,咱东北人情味比较浓,老家那边的医院最爱来这一套,你这么说,咱舅准信。”
发小一阵坏笑:“那会诊费你出啊,我舅不给你,我也不给你啊。”
“咱哥们儿,谈钱就俗了,要是这几百块钱能换得咱家舅舅后半生的消停安生日子,我觉得值。你说说,我们两人这么跑前跑后的,你提供吃喝住行,我提供技术支持外加跑腿办卡排队缴费,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好好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吗?有时候告诉病人真相不见得都有好结果。前一段时间,我们同一天里做了两个卵巢癌,都是晚期的,都要化疗。一个是农村大娘,大字不识,她家老伴一直糊弄她,说她得的不是癌症是盆腔脓肿,说虽然大夫把一大包脓液都弄出去了,但是怕复发还要定期来医院打消炎针。那老太太没心没肺,能吃能睡,总说医院的饭菜比家里好吃,看到什么都新鲜,没事儿就翻我们看剩下的时尚和八卦杂志,最爱看《男人装》,而且什么也不向我们打听,什么抽血化验的结果怎么样了,什么刚才做B超肚子里头什么情况啊,一概不问,整天跟弥勒佛似的活得好着呢。我们都爱到床边逗她说话。
“另外一个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女教授,手术后得知自己是卵巢癌症,哎呦,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愁眉不展,要不就是愤世嫉俗,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她,女儿来护理就骂女儿,单位领导来了就抱怨组织不重视她,老伴儿来送饭,不管做得多好吃都说不好,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肉太肥就是菜太柴。那个肿瘤标记物CA125的数值稍微一有波动,她心里头就跟着翻大波浪,我们每天查房查到她那个屋子的时候就像进了愁房,真恨不得时光飞逝如电啊。
“卵巢癌的病人是妇科肿瘤里头最惨的,两个70%足以说明问题,一是70%在确诊时都已经是晚期,二是70%的病人活不过五年。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种病人里头十个有七个都活不过五年,但是谁知道谁是那三个能活过五年的人呢?有时候心态决定身体状态,简称心态决定身态。就算这两人都活不过五年,那你说她俩谁活得更好?谁活得更自在,会在死后留下的念想多?这种磨人的老太太我见多了,最后走的时候,儿女都被熬得心力交瘁身心俱疲了,病人闭眼咽气蹬腿的一刻,孩子们都没一个眼泪疙瘩可掉了。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也要看病中的人是怎么样一个心理状态,有的病人好啊,去世时不光亲人哭、朋友哭,有时候我们大夫都跟着掉眼泪。我们大病房里最多的时候一个屋子住八个病人,得的都是一个病,但是她们的余生和最后的结局都完全不同。”
发小听得直在旁边咧嘴:“你可别再说下去了,太恐怖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的想法我都懂,我也知道怎么办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这事儿我担着。”
我笑了:“什么你担着呀,你还是把会诊费给了吧,好几百块钱呢,我看一上午门诊的挂号费都揣自己腰包里还不够抵呢,快给钱,要不回家交不了账,今儿回家又晚了,大志还以为我上哪儿跟谁开房去了呢。”
转眼就是第二年,舅舅当上了实验高中历届以来最年轻的校长,当年学校高考成绩在整个吉林省排名前三,考上了好多北大和清华,舅舅被教育局奖励全家香港四日游。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三家人在小肥羊吃了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席间,我们七嘴八舌地告诉舅舅到了迪斯尼乐园怎么排队,如何利用FASTPASS尽量多地把好玩的项目都玩一遍,还有一定要看花车巡游,最后睡公主城堡夜空的焰火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去哪能买到便宜又好看的黄金首饰,到哪儿能买打折瑞士手表,到哪里能淘到一二折的时装大牌,还有许留山的甜品最好吃,任何一个分店都不要放过。听得小舅妈心花怒放蠢蠢欲动,听得舅舅龇牙咧嘴直捂钱包。
看见他们一家人脸上洋溢着小富即安、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微笑,我心里最后一丝担忧也终于烟消云散了。
[1] 预后:在医学上,“预后”是指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
[2] 循证医学:循证医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临床医学领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遵循科学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任何医疗卫生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遵循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从而制订出科学的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循证医学不同于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病人。循证医学并非要取代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医学专业知识,它只是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
[3] 免疫组化:是应用免疫学基本原理——抗原抗体反应,即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通过化学反应使标记抗体的显色剂(荧光素、酶、金属离子、同位素)显色来确定组织细胞内抗原(多肽和蛋白质),对其进行定位、定性及定量的研究,称为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或免疫细胞化学技术。
[4] 还纳:还纳是指医生通过手法使患者脱出或者离位组织或躯干恢复到原来位置,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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